國際友人與八路軍抗戰
日期：2018-06-07 18:55:46 瀏覽量：8305在舉國上下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華北抗日老根據地人民更加懷念當年援華抗日的外國朋友。當年，華北軍民接待了許多國際友人。他們當中，有在華北抗日戰場救死扶傷，獻出了自己寶貴生命的白求恩、柯棣華大夫;有冒著烽煙戰火，為宣傳抗戰奔走呼號的美國作家史沫特萊、斯特朗;有為支援中國抗戰馳騁疆場，血灑太行的陳光華、石鼎等朝鮮朋友。這些國際友人為八路軍抗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奔赴華北戰場救死扶傷
抗日戰爭時期，在華北抗日根據地戰斗過的國際友人中，最為人們敬仰的是偉大的國際主義月戰士白求恩。諾爾曼·白求恩于1890年3月3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州格雷文赫斯特城的一個牧師家庭里。青少年時代為了生活和求學，曾到安大略州北部原始森林當過伐木工人。，他帶著“最需要治病的是窮苦工人、農民”的意愿，走出了多倫多大學的校門。1936年德、意法西斯武裝干涉西班牙革命時，這位世界著名的胸外科醫師，隨加拿大志愿軍到前線，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務。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后，為了支援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他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率領美加援華醫療隊于1938年4月到達延安，向毛澤東請求轉赴晉察冀邊區工作。一到太行山北部的晉察冀抗日前線，他立即去五臺縣的松巖口為八路軍創辦了模范醫院。他作為晉察冀軍區的衛生顧問，在聶榮臻司令員的支持下，為部隊和地方培訓了一批以一批的醫療衛生骨干。后來他以穿過日軍封鎖線，奔赴炮火連天的冀中平原做戰地醫療工作，親自在火線上搶救了無數個生命垂危的傷員。1939年11月雁宿崖戰斗前夕，他為一名傷員動手術，由于在掏取顱內碎骨時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結果受到致命的感染。領導和同志們勸他到后方醫院治療，但他堅持不下火線，直到參加完雁宿崖殲滅戰和擊斃日軍“名將之花”阿部規秀中將的黃土嶺反圍攻戰，在炮火中為大量傷員做了搶救手術后，才離開前線救護所。當人們用擔架把他送到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時，病情已經惡化了。參與搶救和看望他的人們的抽泣聲驚動了白求恩。他睜開眼睛，臉上露出欣慰的微笑，用手勢讓警衛員扶他坐起。按他的指點，警衛把英文打字機搬到他面前。白求恩伸出顫抖的右手，輕輕地撫摸著熟悉的鍵盤——在延安的窯洞里，在太行山村的炕頭上，在冀中平原的手術站，在晉察冀的戰地醫院里，曾用它給毛主席、黨中央打書信、報告，擬定“模范醫院”的規劃，編寫《游擊戰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和技術》……。然而，他再沒有力量使用這架打字機了。摸索著從上衣口令里抽出自來水筆，伏在警衛員拿過來的幾張白紙上，用顫抖的手頑強地寫下了他的遺言。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時20分，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加拿大共產黨員、中國人民的親密戰友諾爾曼·白求恩同志心臟停止了跳動。晉察冀邊區軍民在反“掃蕩”的間隙為這位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舉行了隆重的安葬儀式。11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唁電和給白求恩同志家屬的慰問電。11月23日，正在晉東南王家峪駐防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同志通令全軍舉行悲壯哀悼。12月1日，延安各界舉行追悼大會，毛主席送了花圈，親筆寫了挽詞：“學習白求恩同志的國際主義精神，學習他的犧牲精神、責任心與工作熱忱。”12月21日毛主席又寫下了《紀念白求恩》這篇光輝著作，高度評價和贊揚了白求恩大夫的崇高品德和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所作出的偉大貢獻。
白求恩的國際主義戰士柯棣華，是1938年來到中國的。那年夏天，他剛從醫科大學畢業，正碰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為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他自告奮勇參加了印度援華醫療隊，與愛德華、巴蘇華、卓克華、木克華等幾位印度醫生一起來到延安，先到晉東南八路軍總部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又來到太行山北邊的晉察冀軍區。他生命中的最后3年，就是在華北敵后抗日前線度過的。他不避艱險，不辭勞苦，處處以白求恩為榜樣，在抗日戰場救死扶傷，英勇奮戰。1942年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初，屯留張店戰役打響了。朱德總司令根據這個隊的要求，答應柯棣華、巴蘇華隨129師一個團參加戰斗。柯棣華大夫同戰士們一起奔赴前線，設立了前沿救護所。在激烈的戰斗中，日軍炮彈炸毀了救護所的一個墻角。指戰員們勸柯大夫把救護所撤到離火線遠一點的地點。他卻說：“如果救護所離敵人很遠，對我們是安全了，但是對不怕流血犧牲的戰士們來說，不知要增加多少痛苦，是多么大的不安全呀!”他不顧密集的炮火，繼續給傷員做手術。戰斗進行了一天多，柯大夫連續工作40多個小時，和同志們一起給30多個傷員做了救護手術。接著，在武鄉洪水戰斗中，柯大夫又在戰火中搶救了上百個傷員，還給參戰民兵和群眾醫治了創傷和疾病。
1940上4月，朱總司令回延安前夕，派部隊護送柯棣華大夫到了晉察冀。柯棣華大夫到了晉察冀軍區以后，繼續以高度的熱情忘我地工作了兩年多。當時，柯棣華患有嚴重的癲癇病，聶榮臻司令員等軍區首長和醫院的同志們，曾建議他離開前線到延安或者回國治療一個時期，柯大夫堅決拒絕了。他說：“戰爭環境越來越艱苦，傷病員也越來越多，作為一個醫務工作者，只要還活著，就不能離開傷病員!”他拖著病體，隨部隊奔走在長城線上。他那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艱苦作風，大大地鼓舞了中國廣大軍民的殺敵勇氣。1942年12月9日，他積勞成疾，不幸病逝于河北省唐縣葛公村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
1942年12月30日，延安各界召開追悼柯棣華大會。會場上懸掛著毛澤東同志親筆題寫的挽聯：“印度友人柯棣華大夫，遠道來華，援助抗戰，在延安、華北工作5年之久，醫治傷員，積勞病逝，全軍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華大夫的國際主義精神，是我們永遠不應該不忘記的。”周恩來同志為柯棣華的逝世，給柯棣華在印度的親屬寫了信，高度贊揚了他永不磨滅的崇高精神。朱德總司令在會上致悼詞并宣讀祭文，又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紀念柯棣華大夫》一文。文中說：“柯棣華大夫不避艱險，堅持在中國戰爭最劇烈最殘酷的敵后，執行印度人民的委托，這種崇高的國際主義獻身精神，是印度民族精神的偉大表現，是值得一切反法西斯人民、一切殖民地半殖民人民珍重與發揚的。”稍后，朱總司令為柯棣華陵墓題詞：“生長在恒河之濱，戰斗在晉察冀，國際主義醫士之光，輝耀著中印兩大民族。”
德國醫生漢斯·庫爾特·米勒從1939年來到駐山西武鄉王家峪的八路軍總部，一直到總部醫院遷往麻田等地，在太行抗日前線工作戰斗了5個年頭，多次受到彭德懷、左權和劉伯承、鄧小平等八路軍領導人的表彰。特別是在1940年的百團大戰中，他從正太路突擊戰開始，在榆(社)遼(縣)線拔據點，一直在炮樓下、火網中搶救八路軍傷員，后來還穿越白晉封鎖線到太岳區進行戰地醫療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還戰斗在中國衛生戰線上，曾擔任北京醫學院顧問、全國政協委員。
還有一支曾在晉東南活動過的國際紅十字會的醫療隊，是1939年從歐洲出發，繞道非洲、南亞、后經香港，由宋慶齡同志介紹，來到晉東南決死三縱隊的。醫療隊長是江晴恩，成員有捷克著名外科大夫費里德利赫·基希、奧地利醫生杜漢和德國的派赫爾。1939年10月，他們到達西安，因國內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無法直接去延安。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周子健等同志的建議下，這支醫療隊決定通過統戰關系，利用犧盟會和決死隊在山西打開的抗日新局面，轉到晉東南決死三縱隊。在當時前線缺醫少藥的情況下，一下子來了這么多醫生，決死三縱隊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和司令戎子和等領導十分高興。醫療隊的朋友們，為了方便醫護工作，不分晝夜地學習漢語和中國醫護習慣，很快投入了救護決死隊指戰員的工作。后來，他們又回到重慶，經八路軍辦事處董必武等人介紹，又分頭奔赴貴州、安徽、江蘇、山東等地，為中國抗戰做戰地服務工作去了。
此外，抗日當年還有戰斗在革命圣地延安的蘇聯醫生阿洛夫、朝鮮醫生方禹鏞，以及華北根據地的美國醫生海德姆、加拿大醫生包立德、奧地利醫生羅生特和傅萊等，他們同樣為救治八路軍傷員，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為聲援華北抗戰奔走呼號
抗戰初期，最擁護和支持八路軍的外國記者，要數美國進步女作家史沫特萊了。她于1928年底踏上中國土地，與魯迅和宋慶齡等革命活動家交往甚密。早在1933年，她就寫成了第一本宣傳中國的書——《今日中國特寫：中國人民的命運》，向全世界披露了舊中國的黑暗統治和被壓迫人民的斑斑血淚。緊接著她又根據從蘇區來的同志們的口述，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提供的各種資料，在1934年又寫成了第二本宣傳中國革命的書——《中國紅軍在前進》，把中國紅軍的英勇戰斗和中國蘇區的實況介紹給了全世界人民，引起了各國正義社團對中國共產黨的聲援和支持。1937年抗戰開始，正在采寫《朱德傳》的史沫特萊，一聽到朱總司令要率領八路軍到山西前線去，就去問毛主席她是留在延安繼續寫朱德傳記呢，還是到前線去寫有關戰爭的報道。毛主席當即回答說：“這次戰爭比過去歷史更為重要。”因此，她就決定到前線去。這年8月她離開延安，輾轉跋涉，歷盡艱辛，終于在10月23日到達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五臺縣南茹村。
當總部由五臺南下經過盂縣、壽陽闖過正太封鎖線，又橫穿昔陽、和順、榆社、武鄉、沁縣，由太行腹地進到太岳區的沁源縣，大都繞著山溝小道走，有時連馬都不能騎。可是史沫特萊除進一步深訪朱德之外，還要代作隨軍記者，把朱德沿途活動詳細記錄下來。1937年11月17日這天，在傾盆大雨中，八路軍總部機關人員進了沁源城。朱總司令不顧旅途的疲勞，趁民眾觀看八路軍之機，立刻站在一座古老的廟宇前，對手持大刀長矛的游擊隊員和在街頭宣傳的救亡工作者講演。史沫特萊還未放下身上背的行李，馬上掏出筆記本，繪聲繪色地記下了朱德這段生動事跡：
“我從來沒有見過朱德象今天這樣講話，也許他是被群眾歡迎他的旗幟、口號和那種全神貫注的諦聽所感動。他的聲音、講話的姿態，都表現出對人民濃厚的愛。他的話是發自內心的。群眾面向著他，眼睛注視著他，不放過他說的每一個字。……這樣事也經常引起我的回憶，但我無法用文字去描述。文字還不夠美好，不夠細致，不夠微妙。這樣的情景只有親眼看見，親自感受，才能夠理解。這時，雨水還飄潑在朱德臉上呢。”
史沫特萊在總部住了近3個月。用日記體的報告文學寫成了一本書《中國在回擊》，副標題為《一個美國婦女和八路軍在一起》。這本書于1938年在美國出版后，同她30年代初在中國寫的《紅色的中國》一書一樣，在國際上影響頗大。武漢淪陷后，她經過長沙、南昌等地去參加新四軍的戰地醫療工作。1940年受周恩來同志邀請又到了重慶。1941年9月因病回美國治療。回國后她把在中國12年的經歷，寫成了一本《中國的戰歌》，于1943年在美國出版，還孜孜不倦地寫出了《偉大的道路》這部朱德傳記。史沫特萊女士，從1928年踏上中國的土地，到19950年5月不幸逝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發展中美兩國人民友誼，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史沫特萊一樣是中國人民親密的朋友。她一貫支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早在1927年，當大革命的風暴席卷長江流域，她就從上海第一次來到當時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武漢采訪，深入湖南農村，對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進行了實地調查。她寫的《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這本書，就是向國內外宣傳和歌頌武漢與湖南的革命運動的。1937年底，當斯特朗由意大利轉道進入中國，第二次來到武漢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發動的抗日救亡運動已經在這里蓬勃興起。她來到這里，就和史沫特萊一起，積極支持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她們以實際行動尋求國際援助，為支持中國抗戰奔走呼號。1938年1月2日，斯特朗和史沫特萊一起參加了中國婦女團體聯合會召開的國際婦女茶話會。她以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的經驗，批評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政府片面抗戰，面對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民抗戰的正確主張大加贊揚。同年1月25日斯特朗又應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的邀請，在廣播電臺以《馬德里是怎樣保衛的?》為題，發表了慷慨激昂而富有戰斗性的演說，鼓動中國軍民奮起反擊日寇的瘋狂進犯。也就是在這期間，斯特朗向周恩來同志提出了到華北敵后八路軍那里采訪的要求。不久，在八路軍辦事處的精心安排下，她乘坐閻錫山回山西的專車，從武漢到了山西太行山區八路軍總部，會見了朱德和彭德懷、劉伯承等八路軍高級將領，并深入到戰士和農民中間去體驗戰地生活。正象她后來回憶的那樣，她看到了“那里的共產黨軍隊在朱德總司令領導之下，已經在實行現在所說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他們正在取勝。共產黨使農民看到了一種新型的士兵，他們從不奸淫搶劫，而尊敬農民，幫助農民收割莊稼，而且教育農民，使農民相信自己的力量，教他們怎樣進行戰爭以取得勝利。”斯特朗從華北前線返回武漢之后，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和生動流暢的文字，接連不斷向世界各國人民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八路軍和華北軍民進行的偉大抗日游擊戰爭。后來她輯成《人類的五分之一》一書出版，發行到世界各地，大大地聲援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
與此同時，美國記者斯諾、愛潑斯坦、福爾曼、武道、愛金生;蘇聯記者卡爾曼;英國記者何克;德國記者希伯;新西蘭記者貝特蘭;越南友人、時任晉察冀軍區《抗敵報》社長的洪水將軍等，也分別在陜甘寧邊區和華北抗日根據地從事宣傳八路軍艱苦抗戰的新聞報道工作，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奔走呼號，其中德國記者漢斯·希伯在參加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反“掃蕩”作戰中壯烈犧牲，用青春和生命譜寫了一曲蕩氣回腸的國際主義英雄之歌。
在華北開展抗日反戰運動
抗日戰爭時期，除主動來華援助八路軍抗戰的日本友人之外，還有一部分日本士兵參加了“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和“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等反戰組織，為援華抗日作出了巨大貢獻，有的甚至在反戰活動中犧牲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抗戰初期，部分被俘的日本士兵，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幫助下，逐漸覺醒過來，志愿留在華北根據地進行有組織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活動，其中有的日本反戰勇士還參加了八路軍，被根據地人民稱為“八路軍中的日本兵”。1939年11月7日，小林武夫等日本士兵在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王家峪，創立了第一個反戰團體——“日本士兵覺醒聯盟”本部。接著又在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先后建立了5個支部：晉冀豫、山東、冀南、冀魯豫和太岳支部。1940年7月7日森健等日本士兵在華北各反戰組織的影響下，也建立了“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延安支部，以后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陸續建立和發展了日人反戰機構。小林武夫等在磚壁、王家峪八路軍總部駐留期間，曾受到總部的親切關懷，大大鼓舞了這些日本朋友支持八路軍抗戰反對日本侵略的斗志。
在八路軍首長們的鼓勵下，華北抗日前線對日本軍人的工作，做得有聲有色。比如1939年9月3日129師在遼縣桐峪鎮召開歡迎日俘大會時，當師政治部宣傳部長在致詞中說道：“日軍士兵只要肯放下武器，就是我們的兄弟!”這句話剛被翻譯成日文，日軍士兵們便熱烈地鼓起掌來，一個勁兒用日語嚷嚷：“兄弟!兄弟!”有一個叫山口吉福的日本兵，從前在家經商，這次在太行山區武鄉反“掃蕩”戰斗中被俘過來。他站起來講道：“我在戰斗中負了傷，只想閉眼等死。沒料到中國的老百姓用擔架把我抬下戰場，八路軍醫院又給我治傷。世界上哪有這樣的軍隊?我向你們致敬!”他又說：“我們日本老百姓并不愿意來中國，是軍閥們逼著來的，我們受騙了，你們能理解原諒我嗎?”他的眼光是誠實、懇切的。當時與會軍民用經久不息的掌聲回答了他。后來他編印傳單、喊話、寫信、做慰問袋等方式，給在日軍中的同鄉、同學等故舊做說服工作，爭取了許多日本士兵。反戰同盟的日本朋友還用日本民間小調，編唱了“晴朗的天空，陰霾的心，誰愿化作無定河邊的骨，把無意義的戰爭停止，兄弟們回國去吧!”等歌曲。他們又把同八路軍戰士一齊參加體育活動的事寫成傳單：“還是停止這樣可惡的戰爭，輕松地唱支《櫻花曲》，打場棒球吧!”這樣，被我軍勸導過來的日本俘虜兵，有的不但參加了反戰同盟，還擔任了我們學校的教員和部隊醫院醫生。還有些日本兵自動拋去武器，逃到八路軍中來。日本戰友也常常直接奔赴前線進行反戰宣傳，并與八路軍并肩作戰。“解放聯盟”太行支部的砂利男、佳野尺七兩位戰士，于1945年5月底配合太行軍區發起的政治攻勢，同赴山西襄垣白晉線上夏店一帶活動。一次他們向日碉堡喊話“上夜課”，砂利男腳部中弱，血流如注，仍冒著猛烈炮火繼續喊話，最后兩位盟員都英勇地犧牲在戰壕里。在抗日戰爭中，有不少日本戰士就這樣血染沙場，殉難于太行山上。僅“反戰同盟”太行支部，就有25名盟員為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流盡了最后一滴血。日本人反戰組織中有許多人成了反對侵略戰爭、保衛世界和平的堅強衛士。
在那戰火連天的抗戰艱苦歲月中，和華北軍民同生死共患難的國際友人還有朝鮮義勇軍。1940年，129師劉伯承師長和鄧小平政委命令385旅派了一個連去接應新來太行山根據地的一批朝鮮朋友。這支朝鮮人的隊伍，是流亡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一些朝鮮愛國者組成的。他們從旅華的生活實踐中看來，只有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才是中國人民的希望，才是朝鮮人民的真正朋友。于是他們決定離開國民黨第5戰區到敵后根據地來和八路軍、決死隊并肩打日軍，學習游擊戰術，以便將來打過鴨綠江，解放自己的祖國。后來，朝鮮義勇軍的同志轉到129師師部去了。他們和原來在八路軍工作的朝鮮同志匯合在一起，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組織——華北朝鮮獨立同盟。義勇軍和“同盟”的總部設在太行山，華北其他各根據地都組織有義勇軍支隊與“同盟”支部。1942年，面對日軍的“治安強化”毒計，八路軍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決定組織武工隊深入“敵后之敵后”，鉆到日軍碉堡林立的所謂“格子網里”去開展游擊戰爭，發動政治攻勢，瓦解偽軍，宣傳與組織敵占區群眾，在日軍的腹地點燃起熊熊的抗日烈火來。當時參加這種斗爭的，除了朝鮮同志還有日本解放聯盟等反戰組織。他們用朝鮮語和日語喊話和唱反戰歌曲，在墻壁上涂寫朝文和日文標語，給碉堡里的日本人和朝鮮人寫瓦解信，有時還喬裝日本軍官到敵據點里取武器，甚至把日軍官和偽人員活捉回來。朝鮮同志這些活動使日軍非常惱火，有時還懸賞公開捉拿朝鮮義勇軍。
當時，從東北和關內國統區來到華北抗日前線的朝鮮同志，為了有組織地幫助八路軍，又培育朝鮮革命種子，分別組織了“朝鮮獨立同盟”、“朝鮮義勇軍”和“朝鮮革命軍政學校”。由參加過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朝鮮同志武亭任朝鮮革命軍政學校校長兼朝鮮義勇軍總司令。抗戰時期，武亭將軍任八路軍炮兵團長，還參加了著名的黃崖洞保衛戰。由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后來太行的朝鮮音樂家鄭律成同志任學校教育長，鄭律成同志曾因創作《八路軍軍歌》聞名全中國。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培訓從各地來的朝鮮青年戰士。朝鮮義勇軍戰士們，軍政學校學員們，組織大批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占區，殺敵鋤奸，宣傳群眾，瓦解敵軍，擴大根據地，壓縮敵占區。1942年5月25日，日軍兩萬重兵包圍了八路軍總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華北《新華日報》等軍政機關的幾千人員。英勇的朝鮮義勇軍有30多人配合總部警衛連，硬打開一道口子，掩護彭德懷副司令和政治部羅瑞卿主任突出重圍，朝武鄉方面轉移。然而，和八路軍并肩戰斗的朝鮮朋友陳光華、石鼎等同志卻壯烈犧牲在中國華北土地上。反“掃蕩”勝利以后，為了鼓勵朝鮮義勇軍在戰斗中的英雄行為，八路軍總部首長在祝捷大會上獎了他們一支新繳獲的日本歪把子機槍。槍柄上刻著：“為了共同理想，我們永遠站在一起。”晉冀魯豫邊區黨政軍民暨朝鮮獨立同盟、朝鮮義勇軍華北支隊一起為陳光華、石鼎二位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并在河北涉縣石門村清漳河畔筑墓建碑，以示對中朝兩國人民用鮮血凝結成的戰斗友誼永志不忘。
總之，華北老區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當年在華北抗日根據地生活、戰斗、幫助過中國人民神圣抗日事業的國際友人。中國人民也永遠懷念曾經同情和支持過八路軍抗戰的外國朋友。